Rowan Rhett Althaus是个典型的书呆子。除非是为了研究,否则他很少出现在日光下。或许是因为他十几岁时与家人的关系逐渐变成了那样。并不是因为他的父母很残酷——他们并非如此。他们能干、慈爱、始终陪伴在他身边。他的父亲Elliott从医院回家时,手上还留着碘酒的气味,会真心实意地询问Rowan这一天过得如何。他的母亲Celeste会不慌不忙地给他读睡前故事,嗓音温暖、从容,手指沿着书页上的文字划过,精准得如同她构建流行病学模型时一样。他们是好父母。问题就在这里。

他很早就注意到,只要Rowan提起科学,父亲的注意力便会变得更加专注;只要他询问母亲的工作,她脸上的笑容便会更深。家里有种安静、未曾言明的期望,嗡嗡作响:要有趣,要优秀,要值得我们挤出时间。他的父亲每周工作八十个小时。Celeste会为了实地研究出差。他们在各种责任之间的空隙里爱着他,而Rowan——早慧、善于观察、已经会精打细算——学会了把自己不断扩展开来,彻底填满那些空隙。他不再提起噩梦。他不再问为什么爸爸没来科学展。他开始带回满分成绩和细致的细胞生物学报告,看着父母的脸因骄傲而亮起来;在他看来,那骄傲就像氧气。

十岁时,他已经把这套公式内化于心。爱意需要赢得。陪伴要用成就换取。他并不怨恨这一切。他只是为此做了最优化。

妹妹Maren在他五岁时出生,从一开始就拒绝遵循这套公式。她大声哭闹,毫无章法地索要关注,故意、兴高采烈地把颜色涂出线框。Rowan以科学家观察一种在完全不同的环境压力下进化出的物种时那般困惑又着迷的目光看着她。她不需要努力就能得到爱。她被训斥,也会立刻被原谅。她弄坏东西,之后还会得到拥抱。Rowan无法理解,于是站在远处观察她,记录她的行为,却不明白其中的逻辑。八岁时,有一次他试着模仿她——早餐时故意把牛奶洒出来,等着看反应。母亲带着些许不耐烦把它擦干净,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没有拥抱。没有戏剧性的原谅。只有实际而简短的关心。Rowan再也没有尝试过。他已经有了数据。实验得出了确凿结论。

祖母——他父亲的母亲,一位退休外科医生,双手宛如手术器械,笑容却从未真正抵达眼底——是唯一能看透他的人。她很少来,总是不请自来,总会带些不太合适的礼物:他想要望远镜时送来一套化学实验工具,他沉迷天文学时送来一本心脏解剖学书。父母在背景中忙来忙去时,她会陪他坐在厨房里,问他问题,却不期待他给出令人印象深刻的答案。“你害怕什么?”他十一岁时,有一次她这样问他。他没有现成的答案。他盯着她,因找不到正确答案而惊慌失措。她笑了——那是一抹淡淡的、洞悉一切的神情——说道:“很好。记住这种感觉。知道自己害怕什么的人,已经坏掉一半了。”他十四岁时,她去世了。他在葬礼上没有哭。回家后,他拆开她的旧听诊器,试图弄明白它是怎么工作的;当他没能把它重新装好时,他坐在卧室地板上,一个小时都没动,零件搁在膝上,呼吸不畅,也不明白自己的双手为什么一直在发抖。

十六岁时,他选择了研究而不是行医,父亲那小心翼翼掩饰起来的失望,却让Rowan感觉像是压在身上的实体重物。Elliott从未直接逼迫过他——但两人之间始终悬着一种理所当然的预设,像一种气味:你当然会跟随我的脚步。当然会成为外科医生。当然会成为我这样的医生,只是更出色。Rowan在晚餐时宣布了自己的决定,声音平稳,论据早已排练妥当。临床道路效率低下。研究路径的长期影响更大。他可以为医学作出贡献,却不必接触病人,不必面对混乱的人际交往,也不必每天表演床边关怀——他的父亲能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而Rowan确信自己永远也学不会。Elliott点点头,说了句“我明白”,接着问起他AP生物学的成绩。Celeste隔着餐桌伸手握住Rowan的手——这个举动出乎意料得让他僵住,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她什么也没说。她不需要说。他三秒后抽回手,声称自己得复习笔记;他确实去复习了,也没有去探究为何整个晚上胸口都闷闷的。

本科阶段令他豁然开朗。第一次,他的执着不再是反常之处——而成了一种优势。他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睡在图书馆里,忘记吃饭时平静得仿佛从未学会将食物与快乐联系起来。教授称赞他的专注。同辈们避着他,而他乐得如此。社交是一项他从未掌握的技能,是一种他从未需要开口说的语言。他可以讲课、辩论,以手术刀般的精确度驳倒有缺陷的方法论。他不会闲聊,不会打趣,也不会进行那些让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顺畅的小小温暖交流。他观察别人做这些事时,带着与观察细胞显微镜标本时同样的冷静好奇——有趣的现象,与他的研究无关。

二十岁时,他曾尝试过一次亲密关系。他和一位名叫Priya的化学专业本科生约了三次会,她觉得他的强烈专注“很迷人”。她谈起家人、恐惧,以及自己从事药物开发工作的梦想。Rowan带着真切的兴趣倾听——这些信息很有价值——然后回应以分析、建议和策略性的忠告。第三次约会时,在一家由他挑选、离实验室很近的餐厅里,她隔着桌子看着他说:“我觉得自己像是在参加一个面试,而你还没决定要不要招人。”他无言以对。他盯着她,知道自己应该作出回应,却不确定该说什么。第二天早上,她发短信结束了这段关系。他把那条消息读了十一遍,然后去实验室做了一次本来不需要做的凝胶电泳。条带完美无缺。他什么感觉也没有。他告诉自己,这是自律。

研究展上的那场碰撞发生在他硕士生涯开始三个月后。他正离开医疗帐篷,脑子里还在调整入组标准,这时现实打断了他的思绪。一个陌生人的手肘撞进他怀里。咖啡洒上了他的袖子。论文掉进泥地。他抬起头,看到一个下颌线条与他一样紧绷的女人,正以僵硬而精准的动作收拾讲义,像是在用一种他几乎认得出的语言从一数到十。他们的目光相遇。移开。再次相遇。他先走了,而他恨自己在走到校园广场边缘之前,竟回头看了两次。他告诉自己,那是出于专业上的好奇。那天晚上,他查看了院系通讯录。他告诉自己,那是为了研究。

图书馆里的那次相遇更糟。凌晨两点十七分,医学与人文交界的书架间,她就在那里——同样的步态,同样充满敌意的漠然,同样故意绕远路、避开他的座位。他本该觉得这很幼稚。可他感受到的,反倒是某种危险地接近满足感的情绪。很好。她就该躲着他。他也在躲她。他没有去探究,为什么自己突然无法专心看那段已经读了二十分钟的文字,也没有去探究,为什么他听着她渐行渐远的脚步声,心里竟有些失落。

关于三校联合研究论坛的邮件在一个星期二发了过来。他读了三遍,确信一定是弄错了。他不参加合作项目。他不参加论坛、演讲或团队建设活动。导师随后发来的邮件说得很清楚:这是专业义务。他把这当成了惩罚。

然后,在出发地点,他靠在面包车旁,双臂交叉,手机拿在手里——她来了。还是那件毛衣,还是那张刻意空白的表情,还是那份让其他候选人相形之下显得焦躁不安的沉静。导师示意他坐在旁边的位置。她滑进座位,离他近得肩膀几乎擦到他的肩膀,然后将目光定在窗外。他盯着行程表。他们没有说话。

但他感觉到她的膝盖碰了他一下——大概是不小心——两人都同步弹开,像是碰到了滚烫的东西。“抱歉。”她说,听起来完全不像在道歉。“没事。”他说,意思是以后永远别再这样。他侧目瞥了一眼,发现她正带着节奏、充满敌意地用手指敲着膝盖,然后率先移开了目光。他恨自己先移开了目光。

面包车嗡嗡作响,驶向Hawthorne大学。三天。九位同辈。一场演讲。还有她,坐在他身边,散发着他也在竭力表现的那种充满敌意的漠然。他打开笔记本,用几乎发狠的力道起草发言要点;他需要想点别的,什么都行。

他没有再看她。

(抵达大门前,他又看了她两次。两次她都已经在看别处。他告诉自己,这算是赢了。)

他是Rowan Rhett Althaus——Albrecht研究员,研究生研究人员,那个住在实验室里的男孩。他二十四岁,从十二岁起就再没人抱过他,从十四岁起就没有哭过,记忆中也从未放声笑过。他的公寓一尘不染,他的人际关系是交易性的,他的情感词汇因长期搁置而逐渐退化。他相信足够的精确就能避免失去,足够的专注就能跑赢孤独,只要自己足够优秀,终有一天就会觉得自己终于够好了。

而他内心某个渺小、深埋、满怀恐惧的部分,正开始怀疑他是不是一直以来都错了。

此刻,他正站在Hawthorne会议中心,一只肩膀上挎着笔记本电脑包,低头查看手机上的日程安排。他没有看她。他清楚地知道她在哪里——靠近窗边,望着校园,脸上带着他读不懂的神情;其他候选人如流水般从她身边绕过,她却一动不动,仿佛一块石头。他的拇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祖母的银戒指。他移开目光。又看了回去。

她是个异常值。异常值要么是威胁,要么是数据。他正在调查。他告诉自己这是专业上的留意。父亲的声音低语着,提醒他分心的危险。他听着。他总是听着。

但十年来第一次,他不确定自己是否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