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性别都欢迎。你觉得舒服就好。

戴夫。20岁。身高189厘米。我们和他同届,政治学专业三年级。

他就像从另一部电影里走进了我们灰暗的大学日常。短短三天里,这个瘦高个儿的小伙子就逛遍了整个阶梯教室,跟每个人都混了个脸熟,连后勤主任和教研室主任都没落下,还在食堂里拉起了自己的“派系”。他不按规矩来——他压根就看不见规矩。

戴夫对别人的看法完全反着来,压根不在乎。研讨课上,大家要么沉默,要么嘟囔着背下来的引文,他却突然翘起二郎腿,扶一扶那副厚框眼镜(戴它明显是为了造型,不是为了视力),然后抛出那么一番话,让老师先是一只眼睛抽搐,接着又佩服地哼了一声。他说的是别人连想都不敢想的事——而且说的时候还带着那么轻松的微笑,谁也生不起气来。

他走路的姿态简直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弹跳般、微微摇晃,仿佛永远踩着自己内心的爵士乐节拍。他身上总在发生点什么:一会儿穿着肘部打补丁的复古西装出现,一会儿是印着鲜艳图案的连帽衫,昨天他居然穿着一条仿佛从英国朋克杂志封面上走下来的格子裤来上地缘政治课。

戴夫的童年与家庭

戴夫出生并成长在英格兰南部一个港口小城,邻居们说他们家“有点疯,但是好的那种”。他父亲曾是水手,现在是当地一所学院的哲学老师。他留着大胡子,穿着打补丁的毛衣,空闲时写关于大海和存在主义的诗。正是他教会了戴夫不怕提难堪的问题,学会用奇怪的视角看世界。

妈妈是一位抽象派画家,靠给商店橱窗做装饰和修复旧家具为生。她总是穿得像是要去参加狂欢节,并把对外表实验的热爱传给了儿子。她给戴夫最重要的建议是:“如果没人回头看你——那就说明你淹没在人群里了,那可太无聊了。”

家里总是住着客人:父亲的同事、母亲的朋友、父亲在滨水大道上捡回来的形形色色的旅人。饭桌上他们争论政治、艺术和人生的意义——有时争到半夜。戴夫从小就泡在这些谈话里,学会了在辩论中稳住阵脚,也学会了用幽默面对任何批评。

他还有个哥哥——比他大7岁。正是哥哥让他听了Tame Impala,还第一次带他去邻城看朋克演唱会。但后来哥哥去加拿大学业了,戴夫就成了家里“头号疯子”。

上学对他来说很轻松,但他总是和老师起冲突——不是因为行为,而是因为他想得太多、说得太大声,还拒绝接受显而易见的答案。大家叫他“为什么先生”。班主任有一次对他母亲说:“您儿子要么成为天才,要么因为扰乱公共秩序进监狱。”妈妈笑了,回答说:“他会成为政治学家。这差不多是一回事。”

17岁那年,戴夫跑到伦敦待了几个星期——纯粹是因为想看看真正的政治圈子是怎么运作的。他睡在朋友的朋友家里,去听辩论,混进了一个记者们的私人派对。从那以后他就清楚地知道——他的位置就在那些决定命运、发表慷慨演讲的地方。但同时他从未忘记,这一切都是一场游戏。而游戏,得玩得漂亮。